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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郑州，清晨六点半，郑紫琳的手机闹钟准时震动。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每当这时候她会先窝在被窝里刷十分钟手机，再慢悠悠爬起来热一份简单的早餐。
七点半，郑紫琳叫醒四岁的大儿子，母子俩洗漱出门。她去幼儿园教英语，儿子就在同一所幼儿园上学。这样的日子，郑紫琳已经过了快五年。
整个白天都被工作和育儿填得满满当当。放学后要送大儿子去上课外班，街舞、游泳轮着来。晚上回家要陪着两个小朋友玩耍，到了十点再陪大儿子完成固定的学习内容，等两个孩子全部洗漱睡着，往往已经十点半。
很少有人会把眼前这个能熟练和家长聊育儿、用河南话闲聊的英语老师，和香港女孩联系起来。
1994年，郑紫琳出生在香港马鞍山。那是香港最普通的市民片区，家里三个孩子，郑紫琳排行老二，姐姐大她两岁，弟弟小她将近九岁。她的家是一套五十平方米的公屋，没有公摊面积。一家五口加上奶奶挤在三个房间里。她和姐姐挤一间小卧室，奶奶住一间，父母带着年纪最小的弟弟住一间。
2026年初，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发布数据，2024年香港女性与内地男性结婚登记数首次突破一万宗，达10712宗，创下33年来历史新高，占跨境婚姻的比例也升至40%。
在成都一间60平方米的民宅顶楼里，房子装修简陋，一到下雨天屋顶就漏水。怀大宝的时候，林杉杉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滴落的水珠，大半夜还要大着肚子移床的位置，心里五味杂陈。在这间出租屋里，林杉杉老公经常煲汤。（受访者供图）
“北嫁”，是对香港女性与内地男性结婚，并迁居内地定居这一跨境婚恋现象的统称。因内地整体地处香港以北，民间便将这类婚嫁选择概括为“北嫁”。
彭萍如今在北京定居生活。当年她收拾行李只身北上，到北京仅三个月，就和广西籍的舞蹈老师陈东明领了结婚证。出发前，她特意把护士证书留在香港母亲家里，这是她给自己留的最后退路，万一在内地撑不下去，回香港还能重拾旧业。
朋友约她去学salsa社交舞，教舞的陈东明能讲一口流利的粤语。在北京满是卷舌音的普通话里，熟悉的乡音瞬间拉近了两个人的距离。一个多月的假期，她天天泡在舞蹈教室里，两人越走越近。
做了十年护士的彭萍，也敏锐地察觉到内地的发展势头。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08年奥运会之后，北京的发展变化肉眼可见，房价在涨，机会在变多，像一颗正在发芽的种子。
“我妈当时觉得我疯了。”彭萍回忆道，妈妈激烈反对，甚至说要断绝关系。同事们议论纷纷，觉得她放着好好的稳定工作不要，嫁去内地肯定是在香港找不到更好的。朋友们给她起了个外号叫“烈女”，说她太任性。
作为家里的长女，她早早就扛起了家庭的担子。她从小住在香港九龙黄大仙区，和家人挤在四十多平方米的公屋里：九十厘米宽的床紧挨着书桌，走三步就能从门口摸到床边，客厅里的饭桌坐下六个人后，连小孩爬行的空隙都没有。
1999年从护理专业毕业后，彭萍成了香港公立医院的护士，毕业时月薪就有1.6万港元。她每月拿出一半收入给家里当家用，一给就是十年，几乎承担了家庭大部分开支。到2009年，她的月薪加上公积金能达到四万港元，是旁人眼里最安稳的“铁饭碗”。
如果说彭萍的北上，是主动打破安稳人生的个人选择，那么郑紫琳与内地城市的结缘，则多了几分时代际遇下的偶然。
郑紫琳如今已经在河南郑州扎下了根。她在当地幼儿园担任英语老师，这份原本只打算作为权宜之计的工作，一做就是好几年。工作稳定下来后，孩子接连出生，她彻底在这座原本只计划暂住半年的城市安了家。
她的定居带有几分疫情的偶然。疫情前两个月，夫妻俩在香港领了结婚证。婚后，郑紫琳原本只打算先来郑州住半年，适应一下，不行就回香港。
她记得很清楚，2020年1月初来郑州，没过多久新冠疫情就在全国暴发，城市进入严格的疫情防控状态，出行和返乡都受到限制，郑紫琳就这样留在了这座城市。
关在家里的日子漫长又无聊，有留学背景的郑紫琳不想闲着，加上本身喜欢孩子、英语功底扎实，便自己投简历应聘了幼儿园英语老师的岗位。
说起这段“内地情”，郑紫琳感觉有些神奇。她和丈夫的缘分始于澳大利亚的大学校园。她前后在那里待了六年，攻读商科会计专业。就在大学的课堂上，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一个来自河南的男生。
“那时候我都不知道河南是哪里，只知道郑州有少林寺。”郑紫琳笑着说，年轻的时候恋爱，只想着两个人开心就好，地域、家庭、生活习惯，全没放在心上。直到双方家长知晓，现实的问题才浮现出来。
“在印象里，河南是一个很落后的地方。”妈妈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婆婆态度很真诚，邀请她的妈妈来郑州看看，说“眼见为实”。一趟郑州之行，城市的建设面貌、婆家的家底状况，让妈妈彻底放了心。
郑紫琳回忆自己第一次来郑州时，期望值压得很低，预想中满是土地、房屋老旧的乡下模样。可下飞机的瞬间，崭新的机场、宽阔的马路和成片在建的新区，给她带来了明显的心理反差，反倒让郑紫琳觉得这座新一线城市超出预期。
婆家为他们准备的婚房在新小区，面积将近两百平方米。这样的居住空间在她看来格外宽敞，她心里清楚，同样的价格在香港或许只能买下一套极为普通的小户型。
“不是为了嫁人才来内地，是先来了内地发展，才遇到了爱情。”陈巧如觉得这才是很多港女北嫁的真实逻辑，内地的行业机会吸引年轻人北上，爱情只是随之而来的副产品。（受访者供图）
尽管是因为爱情远嫁，但地域文化的差异，总会成为跨境婚姻要面对的第一道考题。
语言、习俗、社交方式的不同，像一层看不见的壁垒，让远嫁内地的香港女性时常生出“外人”的疏离感，林杉杉便是其中之一。
嫁到四川达州后，林杉杉放下了原本在内地的工作，跟着丈夫一头扎进二手奢侈品直播创业的赛道。
他们在成都租下一间60平方米的民宅顶楼，房子装修简陋，一到下雨天屋顶就漏水。怀大宝的时候，林杉杉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滴落的水珠，大半夜还要大着肚子移床的位置，心里五味杂陈。
直播间里也总有争议性的声音，有人嘲讽“堂堂博士也来卖二手货”。那段时间林杉杉连朋友圈都不敢发，手机里存着太多以前的领导、教授和同事的联系方式。她怕被人看到自己的选择。
好在业务很快有了起色，直播稳定后经营状况好的时候，每月毛利达到二三十万元。
嫁到达州的头三年，按当地规矩过年都得在婆家过。头一年回去，林杉杉先栽在了语言上，四川话本就听得吃力，达州本地方言更是半句不懂。丈夫的朋友们只觉得她高冷不爱说话，林杉杉自己也始终像个局外人，融不进热热闹闹的圈子。
大年二十九的那件事，林杉杉至今印象深刻。那天丈夫带她去和朋友聚会，人一到齐就围上麻将桌开打，林杉杉在旁边从下午坐到傍晚五六点，肚子饿了，但没有人留意到林杉杉。
林杉杉没跟任何人说，自己起身离开，找馆子吃了顿晚饭，又拐去电影院看了场电影。坐在黑漆漆的放映厅里，她反复问自己，到底为什么要嫁过来。
“等年一过完，立刻回香港，多待一秒都难受。”林杉杉说，这份文化隔阂带来的疏离与委屈，是几乎所有远嫁内地的香港女性都会经历的阵痛。
高考时，林杉杉以华侨身份考入暨南大学，一路读到了博士学位。2019年，她在一场朋友聚餐上认识了后来的丈夫李嘉飞。博士毕业后，她顺利进入大湾区产业园负责对接港澳项目、港澳人才引进工作，成了旁人眼里光鲜的精英。
李嘉飞是做二手奢侈品生意的四川达州男生，只有职高学历，曾是市级散打运动员，国家二级运动员，17 岁就步入社会谋生。他也是留守儿童，父亲驾车出事故后家里背上巨债，父母常年在外打工还债，他全靠自己打拼攒下了房和车。
一聊起来，两人竟有种契合度。“他能给我很多安全感，让我安心。”林杉杉说。
孕期林杉杉常常直播到深夜，李嘉飞嘴上心疼她操劳，却也知道她事业心强，只想多赚点钱分担压力。出租屋离办公地点不到两百米，可孕期行动不便，短短一段路要走三四十分钟，每天直播结束，李嘉飞都会牵着她慢慢走回家。
起初林杉杉告诉父亲，自己要嫁给这个四川男生时，父亲勃然大怒。他早就为女儿安排好了门当户对的亲事。对方是某行业老总的孙子，同样是博士学历，两家还有生意往来。在父亲眼里，自己精心培养起来的女儿，应该有个很好的归宿。
这场反对一直延续到婚礼当天。整场婚礼只有林杉杉的妈妈一个人到场，父亲始终没有露面。原本该由父亲牵着新娘入场的环节，最后改成了林杉杉独自走进会场。“这是我人生最大的遗憾。”
郑紫琳如今已经在河南郑州扎下了根。她在当地幼儿园担任英语老师，这份原本只打算作为权宜之计的工作，一做就是好几年。（受访者供图）
初入异乡的窘迫与委屈是真实的，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带着不同成长印记的香港女性，在家人的包容、朋友的善意与自我的调整中，慢慢放下顾虑，在陌生的城市里找到了归属感。
如今的郑紫琳，已经能熟练地跟菜市场的阿姨讨价还价，能听懂婆婆和邻居的河南话闲聊，周末会约上同事一起带孩子去公园野餐。
因为工作，郑紫琳认识了很多同事，有了自己的社交圈。同事们会跟她讲河南的习俗，带她吃本地的美食，让她一点点了解这座城市。“我跟同事们相处得都挺好的，这可能也是我不愿意换工作的原因。”郑紫琳说。
河南本地早晚常吃馍喝汤，小米粥、玉米粥和馒头是餐桌上的常客，可在郑紫琳的成长习惯里，只有生病时才会喝粥，晚上一定要吃米饭、吃一顿丰盛的正餐才觉得踏实。一开始她随和迁就，婆婆做什么就吃什么，实在忍不住就偷偷点外卖。
被婆婆发现后，老人家反倒记在了心里，每晚都会提前问郑紫琳想吃什么，特意准备她爱吃的肉食。慢慢的，口味偏清淡、爱吃粤菜的丈夫也被她影响，家里的饮食习惯渐渐向郑紫琳的偏好倾斜。
刚住下来时，邻居们知道她是香港来的，总带着好奇的语气感叹 ，“哪个小伙子这么有福气”。婆家的亲戚起初也觉得香港女生冷漠难相处，接触久了反倒有了改观，觉得郑紫琳性格开朗独立，比想象中更好相处。
婆婆不插手小家庭的决策，只会默默记着孩子换季的衣物，提前买好送过来；住家保姆休息、她要加班时，婆婆总会及时过来搭把手。郑紫琳也记着，逢年过节必给婆婆准备礼物，客气又热络，像相处舒服的朋友。
“香港人比较注重边界感。不会觉得对方必须为自己做什么，人家帮忙是情义，不帮忙是本分。”在郑紫琳看来，保持距离、互相尊重，是婆媳相处最好的方式。这么多年，她们几乎没红过脸，是旁人羡慕的婆媳关系。
郑紫琳常说，自己不后悔嫁到河南的决定，但如果再选一次，不会再走同一条路。
最大的牵绊是对父母的思念，总觉得没能陪在他们身边。有了孩子之后，这份惦念又多了一层。郑紫琳的姐姐也有两个孩子，若是在香港生活，表兄妹们可以天天作伴，不用像现在这样相隔千里。
在郑紫琳眼里，内地和香港的男生各有特点：香港男生受西方文化影响更细腻，懂得照顾女生情绪、提供情绪价值；内地的丈夫踏实有担当，却也有北方男生的共性，应酬多、爱喝酒，早年在孩子教育上信奉“不打不成才”。
这些差异也曾引发争吵，但丈夫一直在慢慢改变，如今会主动回家陪孩子画画玩耍，也很少再用强硬的方式管教孩子。
比起郑紫琳的温和融入，在北京生活了十七年的彭萍，也已经把自己当成了半个北京人。
刚到北京的时候，彭萍租了一套九十平方米的两居室，第一感觉是“终于有自己的小家了”。同样的面积，只需要几千块钱，“在香港想都不敢想”。
她算过账，这套九十平方米的两居室房租只要五千三百元，同样的价格在片区只能租到一间狭小的单间，想租同等面积的房子，月租至少要一万两千港元以上。
彭萍和老公开了一家salsa舞蹈工作室，从一开始的艰难经营，到后来有了稳定的学员和口碑，她在北京有了自己的事业。
两人的磨合大多集中在工作和教育上。彭萍受香港服务行业影响，格外看重服务意识，觉得老师要对学员态度温和。可丈夫教课风格严厉，哪怕是VIP学员，做得不好也会当众指出。一开始，彭萍总因为这件事和丈夫争执，后来慢慢理解了两个人成长的环境不同，便不再强求对方改变。
林杉杉夫妻俩在成都创业，从30平方米的出租屋起步，到如今的旗舰店400平方米。（受访者供图）
林杉杉也在四川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那次过年的尴尬之后，李嘉飞知道了她的委屈，再出去聚会总守在她边上。别人说笑，李嘉飞就凑过来给林杉杉翻译。朋友们也特意放慢语速，用蹩脚的普通话跟林杉杉聊天。到了饭点，总先问林杉杉饿不饿，要不要先吃饭。
慢慢的，林杉杉也感觉出来，婆家人都挺友善的。如今再回达州过年，林杉杉牌技练得纯熟，方言也能听懂大半，亲戚朋友都爱跟她说笑。
事业也慢慢有了起色。从30平方米的出租屋起步，在林杉杉和李嘉飞的打拼下，现在在全国已经有四家店，成都的旗舰店有400平方米。
当地政府还给了港澳创业者很多支持。如子女择校不受地域限制、享有优先选择权等等。
彭萍的舞蹈工作室在北京开了十几年，有稳定的学员和团队，有相交多年的朋友，有熟悉的生活圈子。真要回香港，一切都要重新开始。更让她犹豫的是孩子的适应问题。（受访者供图）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发现，当个体的情感选择与两地的发展同频，“港女北嫁”从零星的个案，逐渐演变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浪潮。
“2020年正式定居郑州的时候，身边一个嫁去内地的香港朋友都没有。”郑紫琳明显感觉到，这几年“港女北嫁”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了。
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早些年两地民间交流不频繁，信息差较大，香港女生对内地普遍存在刻板印象，提到嫁去内地更是觉得不可思议。但近几年，越来越多香港人来内地旅游、消费，身边朋友对内地的了解多了，偏见也就慢慢少了。
“就算到现在，你跟一个香港人说你嫁到了河南，他们还是会觉得你图钱。” 郑紫琳坦言，在很多香港人的认知里，只有嫁去北上广深才算正常，嫁去内陆省份，一定是有别的原因。
她身边愿意接触内地男生的香港朋友，也基本只考虑大湾区的城市，“毕竟近，回家方便，生活习惯也差不太多”。像她和林杉杉这样，嫁去河南、四川的，依旧是少数。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2026年发布的《香港统计月刊》统计数据，1991年至2024年间，香港女性与内地男性结婚的总数，占香港与内地跨境婚姻总数的比例从6.1%大幅攀升至40%。2024年该类结婚登记数量首次突破一万宗，达到10712宗，创下1991年有相关统计以来33年的历史新高。
长期在成都从事港澳青年服务工作的香港人萧清扬留意到，西部地区来发展的香港年轻人不算少，但真正定居结婚的并不算多。对很多香港女生而言，最大的阻碍从来不是偏见，而是距离。“远嫁意味着远离父母故土，这份牵挂是很多人迈不过去的坎儿。”
陈巧如十二三岁才从广东迁居香港，在荃湾公屋住了二十多年。学艺术彩妆出身的她，毕业先后在TVB和迪士尼做了六年化妆师，很快触到行业天花板。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香港本地产业集中在金融、地产，彩妆这类小众行业空间狭窄，而江浙沪是国货美妆重镇，市场大、机会多。
十年前陈巧如辞去香港工作北上发展，辗转上海、北京后落脚杭州，才遇到现在的先生。“不是为了嫁人才来内地，是先来了内地发展，才遇到了爱情。”她觉得这才是很多港女北嫁的真实逻辑，内地的行业机会吸引年轻人北上，爱情只是随之而来的副产品。
在杭州待了五年，陈巧如目前创业做婚礼现场绘画接稿。有两个瞬间让她真正有了归属感：一次是领到两万八千元人民币的生育津贴，折算后比香港还多近一万元，真切感受到内地的社会福利；另一次是回乡证可以自动通关，不用再走人工通道，那一刻她觉得自己不再是 “外人”。
在“港女北嫁”的浪潮里，南方周末记者发现孩子的教育问题，成了这些远嫁内地的香港妈妈们共同面临的的议题。
一张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在她们的人生规划里，意味着孩子不用硬闯内地高考的独木桥。也意味着，她们当年从香港走出来的路，孩子随时可以走回去。
虽然她的两个孩子都是在郑州出生，但凭着她的香港身份，还是顺利拿到了香港永久居民资格。夫妻俩早早做好了三手准备：最理想的状态是孩子读一年级时，全家一起搬到香港，从小适应本地教育体系；如果郑州的事业发展稳定、舍不得现有资源，就等到五六年级再过去，用小学最后两年衔接香港课程；就算一直留在郑州，也有对接香港DSE课程的国际学校可以读。
香港中学文凭考试（DSE）是香港的大学入学选拔考试，成绩受全球近300所高校认可。截至2026年，内地已有165所高校接受DSE成绩免试招收香港学生，相当于为孩子的升学开辟了第二条路径。
但真要动身，意味着老公要放弃郑州积累多年的事业，到香港重新开始。这件事他们商量了很多次，至今没有定论。至于为什么一定要回香港，郑紫琳有自己的想法。
林杉杉的规划更灵活。小学阶段先留在成都读书，打好中文和数学基础，毕竟内地的基础教育扎实是公认的。等到初中或高中，再根据孩子的情况决定要不要回香港。
在她看来，孩子在内地长大，熟悉本土文化，有人情味，有烟火气；将来去香港读书，能接触国际视野，锻炼英语能力。
儿子今年十四岁，在北京读初二，从小在内地长大，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粤语反而说得不太流利。但孩子自己提出来，想回香港读高中，彭萍也正在着手准备。“他有香港身份，多一个选择总是好的。”
舞蹈工作室在北京开了十几年，有稳定的学员和团队，有相交多年的朋友，有熟悉的生活圈子。真要回香港，一切都要重新开始。更让她犹豫的是孩子的适应问题。
儿子从小在北京长大，朋友、同学都在这里，香港对他来说更像是“妈妈的老家”，而不是自己的家。“回去了能不能适应教学节奏，能不能交到朋友，都是问题。”
在杭州定居的陈巧如也有着相似的规划。她打算等孩子上小学时，再考虑是否回香港陪读。
在陈巧如看来，江浙沪的行业机会更多，自己的事业根基在这里，最终还是会以孩子的成长需求为准。
香港与内地，此消彼长，以前香港人怎么可能北上，他们把香港以北的女性统称“北妹”；现在她们要北上，成为她们口中称呼的北妹，所以说历史是绝妙的讽刺，人是经济下的产物，也是跟着经济走的，尤其美女。
香港西化大学侧重于文科，就算去国外也是读文科多，长远来说不符合社会发展，很难在中国大陆成为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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