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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物基因技术的突飞猛进，智商测试、基因工程的话题常常引发舆论的关注。尤其是二〇一八年中国遗传学者贺建奎利用先进的基因编辑方法，协助一对夫妇生下两个健康的婴儿之后，对于法律监管薄弱和伦理边界丧失导致的优生竞赛的危机感，更使新的优生学议题不断进入公共讨论视野。本文描摹二十世纪前半叶优生运动的全球图景，检视旧优生学的是非成败，意在提醒人们，虽然曾经的优生学已成为伪科学，但优生学运动内含的所谓左、右翼社会理想，政治动机和国家逻辑依旧根深蒂固，防止新的优生技术的滥用是未来至为重要的命题。
近年来，南亚地区不断爆发激烈的社会抗议运动，局势陷入动荡之中。对此现象，通常的研究视角是高层政治博弈和经济格局的变化，而很少介入南亚基层社会的分析。在作者看来，这恰恰错失了把握南亚问题的关键之处。因为地方帮派才是南亚政治的起点和终点。他借评论《黑帮国度：南亚的帮派统治》一书，试图理清南亚帮派组织与政党、官僚体系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基层社会政治的运作逻辑，并进一步反思新自由主义“去政治化”之后，公共政治空间丧失的同时，还可能带来高度暴力化的帮派政治。
借着对陈忠平《跨太平洋的华人改良与革命：1898—1918》一书的述评，文章着力剖析了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海外华人“播散族群”在改良与革命间的艰难抉择。跳出传统史学窠臼，作者将视线聚焦于跨太平洋的社会网络与身份嬗变，揭示了康有为改良派与孙中山革命党如何依托海外华人社群，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构建政治认同。这不仅是对一段历史的回溯，更启发了我们对全球化时代文化认同与组织转型的深层思考。
相较于半成年后才赴日、身带旧习的郭沫若辈，创造社成员陶晶孙的留日轨迹“要标准得多”。严安生的《异域的创造：陶晶孙留日一代的精神原乡》即将出版中文译本，李雪涛认为该书是一部留学史与全球史相结合的写作。其以“代际断层”的创新概念探讨留学生群体所处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网络，以陶晶孙为个案揭示留学经验如何由外部制度的牵引转化为内在精神的自我调试，借助异域的思想资源反思中国问题，在日本创造出自我的精神原乡，具有精神史的研究视野。文章特别指出，“异域的创造”这一概念对理解当代的文化身份、教育流动与全球文化张力，仍具有启发意义。
李毅士的《长恨歌画意》是20世纪早期中国现代连环画的重要作品，作品通过中西融合的视觉语言重构白居易《长恨歌》叙事，以电影化的构图、戏剧性的光影以及带有抽象色彩的表达，突破了传统绘画的叙事风格，在传统与现代艺术的结合中创造出了独具个性化的新“古意”。该作品在当时轰动一时，同时也引发了学术上的争议，鲁迅、蔡元培等学者、名家表达了不同的意见，这也表现出近现代转型期对于中西艺术观念的不同认识。
夜明珠之说，古已有之，但究竟为何物，今人并不十分清楚。孟晖以夜明珠（或曰“夜光珠”）为引，从容梳理历代文献与名物考辨，揭示它并非虚幻奇物，实为古代对顶级天然珍珠的雅称。文章考据扎实，从《淮南子》到《天工开物》，层层推进，指出“夜光”实为珍珠在逆光下反射的一线光泽，澄清了长久以来的误解。文笔清通，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在名物考证中融入文化史的视野，读来饶有趣味。
今天的大学课堂一片沉默，“0”人抬头，以致老师们要使劲浑身解数，用热点甚至脱口秀来博一个回应，校方为了禁止同学打游戏，愚蠢到使用360度监控摄像头。与之相比，一九六八年阿多诺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概论课堂上的气氛完全是另一番热闹的景象。可是作为老师的阿多诺内心同样是无比苦涩的。当时的科学与大学亦深陷于危机之中，他的课堂恰恰是一种具身化反抗，希望以批判性理论为思考和经验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留出一些空间。时移世易，阿多诺面对的问题和关于自由生活的言说却并未远去，这也是作者要进行这样一场隔空对话的原因。
布鲁诺·鲍威尔是19世纪德国思想家，只是长期被中文世界忽视。但如果把他置于从黑格尔、马克思到尼采、施米特的思想谱系之中，可以生动呈现一个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哲人，是如何转向成为关注地缘政治、对世界政治与文明命运深刻观察的思想者的。 在刘小枫看来，鲍威尔的思想价值正在于其“游击”性：他既深度参与时代核心论争，又始终与各种主流保持批判距离。他关于帝国主义时代必将到来、欧洲文明面临内部衰竭与外部挑战的预警，以及将基督教起源视为一种社会革命运动的解读，都显示了一种穿透历史迷雾的洞察力。卡尔·施米特称其为“深藏不露的游击队员”，其思想“核心要义因此而变得难以辨识”。
罗志田曾言：新名词涌入的清季民初是一个典型的“名相模棱”的时代。很多时候新名词并不能恰切地表达它在中国文化语境下实际的所指，严复对此显然有所觉察，他将孟德斯鸠的名著翻译成《法意》（《论法的精神》），并注意到了“法”字之歧义，特别强调“西文‘法’字，于中文有理、礼、法、制四者之异译”。本文突破法律东方主义的窠臼，通过分析严复所标举的与西法对应的理、礼、法、制四字含义及民间法系统，来证实被长期忽视的中国传统社会法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关于殷周之变，王国维称：“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张光直则认为“属于同一文化的不同变体”，中国文明是“强连续性”的演进模式。两种说法是否有冲突呢？张国刚的文章从孔子的“因革”观说起，并具体解读了“西周模式”对“夏商模式”的制度创新与理念重塑，从而理解了三代文明的变革不是传统的断裂，而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新生。从王国维到张光直，不同时期学者对殷周之变问题的考察与发现，共同构成了中西文明早期的根源性异质特色的完美阐释。
明代宫廷有没有“蒙古性”，这在西方汉学界是个饶有趣味的话题。以鲁大维为代表的学者，就有“成吉思汗叙事”的概念，探讨明代早期皇权如何在全球史视野下回应蒙古帝国的政治遗产。而作者郑德长对此问题，更愿意将明朝置于“后蒙古时代”的欧亚大陆语境中，挑战传统以“朝贡体系”或“华夏中心”为主导的历史叙事。他并未止步于引介西方理论，而是在比较中提出独立见解，指出明朝对蒙古遗产实为“消解”而非“拥抱”，近乎今天网络中的“学你、像你，就是为了打败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