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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反法治化建设，特别是坚持规范行业管理与强化刑事治理双措并举。作为前置法，202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增设“反”专章，禁止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坚决维护体育运动的纯洁、健康和公平竞争。特别是体育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组织、强迫、欺骗、教唆、引诱体育运动参加者在体育运动中使用，不得向体育运动参加者提供或者变相提供”，并在“法律责任”一章对组织、强迫、欺骗、教唆、引诱、提供设置处罚措施；同时，体育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进一步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作为保障法，2021年3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第四十四条增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五条之一，设立妨害管理罪。这是我国刑法首次对犯罪作出专门规定，实现了对犯罪由适用其他罪名“迂回惩治”到“直接规制”的转型，进一步强化了反斗争的刑法保障机制。2025年4月，全国首例妨害管理刑事案件的裁判发生法律效力。鉴于其对类案审判具有参考示范价值，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入库，即《杨某、刘某妨害管理案（入库编号：2025-18-1-367-001）》。本参考案例对妨害管理罪的适用提供了规则指引。
在我国，国际公约不宜直接引用为定罪依据，而是应当进行转化后适用。这一立场也得到了前置法的确认。体育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药品监管、卫生健康、商务、海关等部门制定、公布目录，并动态调整。”《反条例》第二条规定：“目录由国务院体育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和海关总署制定、调整并公布。”这实际上对国际公约设置了一个转化程序，即由国务院体育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基于此，对妨害管理罪所涉，不宜直接依据世界反机构每年公布的禁用清单确定，而应当依据国务院体育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调整并公布的目录加以把握。根据《目录（2025年）》，禁用物质共7类400种，分别是：蛋白同化制剂品种（95种）、肽类激素品种（75种）、品品种（14种）、刺激剂（含）品种（84种）、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品种（3种）、医疗用毒性药品品种（1种）、其他品种（128种）。禁用方法主要包括3种，分别是：（1）篡改血液和血液成分；（2）化学和物理篡改；（3）基因和细胞。
其一，对于妨害管理罪所涉“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应当基于主客观方面作出考量。这也符合司法实践的惯常操作，即对于情节犯之中“情节严重”的考量，往往从犯罪的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等多个角度加以考察。特别是，对于妨害管理的行为，可否依据引发的后果或者造成的影响等认定“情节严重”，实践中存在不同认识。对此，有观点认为，由于行为人主观上难以预见其造成的社会影响，不宜将行为人的行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作为“情节严重”的认定情形。这一观点显然不能成立。虽然妨害管理罪系故意犯罪，行为人对于妨害管理的行为持有故意，但并不要求对所涉行为持直接故意，即希望所涉结果的发生。从实践来看，行为人实施妨害管理的行为，特别是所涉行为的场合范围为“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其对所造成的后果包括社会影响程度，实际具有概括认知，将其纳入“情节严重”的认定情形，并不违反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基本原则。基于此，本案认定“情节严重”，恰恰考虑了使用行为的后果，特别是恶劣社会影响，而本案例的裁判要旨更是进一步将“危害后果”明确列为“情节严重”的考量因素之一。
具体就本案而言，法院认定“情节严重”实际综合考量了使用的行为对象、涉及人次、违法所得数额、危害后果及行为人主体身份等多种因素。具体而言：（1）从主体身份来看，被告人杨某系吉林体育学院教学科研人员，被告人刘某系内蒙古体育职业学院教练员。二被告人本应认真履职，积极推动国家体育事业健康发展，却欺骗参加国内重大体育竞赛的运动员使用。（2）从使用对象、涉及人次来看，二被告人针对多名运动员多次欺骗使用，且案涉运动员参加的系国内重大体育竞赛。其中，杨某单独实施1人2次，杨某伙同刘某共同实施2人4次。（3）从违法所得数额来看，杨某非法获利20万元。（4）从危害后果来看，二被告人的行为不仅严重损害运动员的身心健康，而且对公平公正竞赛秩序及体育科研队伍风气均造成巨大损害，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